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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鸿生(1933— ),男,澄海外砂人。
  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历史系教授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是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1986年当选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已出版有《俄罗斯馆纪事》(1994年);《尼姑潭》(1996年);《清初岭南佛门事略》(1997年);《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998年);《学境》(2001年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6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突厥法初探》、《商队茶考释》、《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等论著。
  馆藏作品:《突厥法初探》、《商队茶考释》、《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


                   蔡鸿生教授的“潮学”思维
      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蔡鸿生先生,是中外关系史和宗教文化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其成果累累,蜚声学界。蔡先生原籍澄海,毕业于汕头华侨中学,1953年考取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他虽然离开家乡已逾半个世纪,但他那种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大凡接其謦亥欠者,是不难强烈感受到的。作为一个学者,地方历史文化并非他研究的方向,但作为一个潮汕人,一个潮汕籍的历史学家,他却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发轫之时,便非常关注它的发展。正如他自己所说:“身为潮籍学者,被韩江水哺育长大,就该领域的研究,即便不从事,也得关注,这是义不容辞的。”

  蔡先生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虽然发表的论文不多,但由于博学卓识,每篇论文均像他的其他论著那样,有自己独到的真知灼见,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知。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93年前后发表的两篇文章。每一篇读来,对于我,都有莫大的收益。 第一篇文章《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苏州清碑(潮州会馆记 释证及推论》,是参加1990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后来发表在《潮汕文化论丛初集》上。文章以立于乾隆四十九年 1784 的苏州《潮州会馆记》碑刻为基本材料,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部分,根据碑文对当日姑苏潮州会馆的位置格局、组织管理体制、信仰祭祀和潮商两次迎驾南巡的情况做了“释证”。

  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体会到蔡先生读书细心的风格,但对于我,得益更大的还是研究方法上的提示。例如,谈到吴下潮州会馆的基址位置和潮州商人的生活环境,便指出会馆所在的上塘一带,当日商贾鳞集、百货骈阗的繁华景象,可以在名画《盛世滋生图》上读到。虽说“左图右史”于我们是很古老的传统了,但引图象证文字的方法,在今日看来也是相当前沿的。

  第二部分,引用潮州地方志书和潮人文集资料,与碑文互证,“推论”潮州与苏州的经济联系,潮州在园林建筑、方俗语词、饮茶、猜谜一类民间文化所受吴风的影响,以及潮州商人在此传播过程的中介作用。

  这一部分直接切入潮汕历史文化的主题,字里行间,却暗示我们,做地方文化研究,应该更加关注民间文化。在文化研究中,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是不可偏废的两端。精英文化,可以借助国家(包括行政命令和教育制度 的推动,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对民间文化产生长久影响。教化的盛衰、学术的兴替是最经常被提到的例子。精英文化涵盖面广,一般又以经典形式存在,因而,就是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的地区,精英文化也呈示着明显的趋同性。民间文化产生于乡土社会,以民俗形式存在。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不同地区的民间文化,虽然同样受国家传统的风化,还是会展现独特的地域特征,避免了像精英文化那样的文化趋同。因此,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中,民间文化比精英文化更加具有典型意义。从民间文化的层面切入,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民俗事象,更真切地了解生活在某个地域文化圈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标准和思维习惯,生动地把握到他们的心理世界。而另一个方面,不同地域各有特点的民间文化之间,也会有许多接触和交流,也必然有融合而趋同的大势,所以蔡老师在这里提醒我们,“潮州文化本身,除继承前代遗产外,还有一个吸收外地文化例如苏州文化之类的问题”。更加重要的可能是接下来的这句话:“当今,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前景喜人。可以预期,历史整体性的认识必将突破偏于一隅的观察,走向新的高度。”蔡先生提醒我们:“从事地方文化的研究工作,眼光必须超越地域的限制,必须有更高的目标,要让这种“偏于一隅的观察”,有助于提高对“历史整体性的认识”。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希望潮汕历史文化研究,能够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对话,最终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或者重新理解有一些帮助。这当然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高要求,但也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研究应该确立的标准。

  第二篇文章《关于“海滨邹鲁”的反思》是为《潮学研究》创刊号撰写的专稿,发表于1994年。“海滨邹鲁”是一个为潮州人津津乐道的对自家文化的赞词。明清两代,当外籍官师因为潮州的难治而对“海滨邹鲁”的说法提出质疑时,潮籍士大夫总是愤愤不平,极力证明此说不虚。然而不管是褒还是贬,“海滨邹鲁”毕竟是潮州在精英文化视野里的镜象。

  如果说,前一篇文章只是提示我们关注民间文化,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蔡老师就直接指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侧重点要放在民间文化上面。文章具体提出了一些有待研究的课题。例如:可以从语言、戏曲这些非物质文化事像,也从桥梁、房屋这些物质文化事像,去探寻闽潮文化的因缘;民间社会中,作为“海滨邹鲁”对立面的海盗和海商,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潮州丰富而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也有众多课题可以研究。

  这篇文章更值得引起重视的地方,还在于它强调了:

  第一,对民间文化也应该用两分法去对待,同样是儒文化的对立面,海盗和海商不妨重新评价,而那些祸害社会的刁民和陋习,就必须予以否定和鞭挞。

  第二,文化研究应该脚踏实地,从专题做起,要鄙弃那些哗众取宠的“高空作业”。蔡先生举饶宗颐教授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为典范,告诫我们:“文化研究的难点,不在‘文’,而在‘化’。文化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往往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要抓精神实质,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专题研究的支撑,勉强作出,‘甲、乙、丙、丁’的概括,表面上顺理成章,其实无异‘蜃楼海市’,是未必于事有补的。多一点实学,少一点游词吧。”

  上面两篇文章发表,正值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刚刚兴起之时。它们对于正在起步的潮学研究,如何步入正轨,健康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近几年来,蔡先生更是经常思考潮学研究的路子问题、前景问题,他曾在答《广州潮讯》编者的采访时,明确指出:“自从老前辈饶宗颐先生倡导潮学研究以来,该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方志的整理,潮剧、潮语、潮俗,还有潮州文化史、民族史、移民史以及海外潮人等等的研究,都纷纷结出硕果。如何进一步把潮学研究从地方性的学术研究与全国性以至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接轨,看来是今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2004年3月蔡先生应邀到韩山师范学院讲学,作了题为《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的学术报告,本人有幸亲聆。蔡先生在报告中,将史事、哲理、学理、方法融为一体,妙语连珠,激发了与会者对潮学的兴趣;而报告的主体内容,实际便是就潮学研究与国内外主流学术接轨,为我们后辈学者作出示范。因为报告所谈的昆仑奴,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

  蔡先生对潮学研究,高瞻远瞩,经常为有志从事潮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开示研究课题。在国际性课题方面,他举列了明末清初潮州的海盗问题,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潮州的活动,宋元潮州的外销瓷问题,19世纪汕头开埠后轮船公司的活动等等;而就全国性的课题,他列举了清初潮州商帮与国内市场 主要是江南市场 的关系,还有20世纪初叶出现的已故的一批潮籍文化人,诸如蔡楚生、陈波儿、张竞生、杜国、黄际遇、许涤新、梅益等,认为他们在国内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的活动及其影响贡献,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总之,他强调潮学研究不能孤立地局限于方志或本地传统人文,要汇入国内、国际的主流学术,用中国史、世界史的眼界来看潮州,站在全国的高度、国际的高度来探讨潮州的历史文化,如是,潮学研究才有生命力,长盛不衰;才有万里前程,道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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